跳出经济看房价
房价的高低绝不只是经济领域的事，而是一个关系到社会资源如何分配，社会公平如何建立的大问题，也折射出社会文明所达到的水平。文/祁嘉华近些年，中国的房产业一直与经济紧密联系。不少地区从“土地财*”和“地产经济”尝到了甜头，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大发展;不少百姓从“住房贷款”和“经济适用房”得到了实惠，解决了住房问题;“限购”*策的出台与“修正”，更从一个层面反映出房产业的兴衰对国民经济影响之巨大。百姓对房产的敏感度主要集中在价格方面―而且往往是城市越大，房价越高，尤其是面对“北上广”的房价，人们在咋舌的同时，也发出“是否真值这么多钱”的质疑。价格取决于价值，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。而价值又会受多种因素影响。同样一种商品，在不同人群、不同地区甚至不同时代会形成不同的价值，定出不同的价格，这在房产上表现得最为典型。在计划经济时期，住房由国家所有，以福利的形式分配给职工使用，不允许买卖，因而也就不存在价格问题。伴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，住房成了商品，但是价格主要依照建筑的成本而定，同等规格的建筑，大小城市之间的价格并没有太大的差异。跨世纪前后，地产成了地方*府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，影响房价的因素越来越多，房价也越来越高。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，人们在抱怨的同时也学会了分析，并得出了“地价、材料、工费的上涨，房价必然上涨”的结论。这种结论未必准确，但给了我们一个启示―跳出经济看房价，可能会发现高房价背后一些更深层的东西。北京（楼盘）是全国高房价的城市之一，也是目前少数没有解除“限购”的城市。以北京为例，分析造成高房价的原因，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据《中国建设报》消息，全国的211工程大学，北京占了24所;国内前100强的中学，北京占了35所;卫生计生委公布的顶级医疗机构，北京占了227个;两院院士北京占了49.5%;所有门户站基本都设在北京;全国最好的导演、编剧以及演职人员都会来北京寻求发展。这说明：北京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科技、教育、医疗和文艺资源，也意味着，凡是想在科技、教育、医疗、文艺方面得到最好资源的人，也必然会向北京集中。恰恰是这些隐形的资源，构成了巨大的向心力，吸引着人们的向往和追求，带动着北京的人口从2001年的1100多万，激增到2013年的2000多万。其实，这种情况绝不是北京仅有，而是全国各地都存在。本文来源：？望观察房价的高低不只取决于建筑本身，也与建筑所处的地区，所在城市占有的社会资源有关。从经济的角度看，这种情况完全符合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。但是，如果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分析，我们又会看到高房价催生了另一些问题―首先，拉大了城乡差距。以社会资源占有情况来建设城市，是中外城市建设过程中都走过的路，中国历史上君臣等级的建设思路，依据的是权位高低来决定城市的大小;西方工业文明以后的城市兴衰，主要依据的是经济实力。前者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而瓦解，后者最终也被合理化的经济布局所取代。可以说，建立在两极分化基础上的城市建设是不可持续的，均衡化发展才是城市建设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。其次，危险的攀比心理。科技、教育、医疗是现代社会的公有资源，像空气和阳光一样，每个人都有权享用。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，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比较出自己在科技、教育、医疗等方面拥有的资源情况，辨别高低，区分优劣，形成攀比。这种情况可以激发人们斗志，去实现理想的生活状态。但是，如果只有成为优质资源城市的一员后，才可能享受到这些待遇，而过高的房价又使多数人无法通过普通劳动进入这些城市，攀比心理也会转变成负面，成为拥有良好社会资源城市的不安定因素。再次，滋生浮夸之风。与自然资源比较，社会资源带有明显的人为成分，可以通过包括行*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完成。悬殊的资源配置造成的攀比之心也会在城与城之间出现。在缺乏优质资源而又急于求成的情况下，想方设法地为城市发展造势，吸引世人关注便成为不少城市的做法。比如，在城市建设目标设定上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―1998年，我国有78个城市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。2003年，这个数字达到了182个。截至目前，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建设目标的城市已经超过200个。这种明显带有“大跃进”味道的建设热情，既与常识相悖，也不符合国情。可见，房价的高低绝不只是经济领域的事，而是一个关系到社会资源如何分配，社会公平如何建立的大问题，也折射出社会文明所达到的水平。祁嘉华：西安（楼盘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、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
